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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气象学会
 
任职学会秘书处
日期:2014-09-19 浏览量:6150

彭光宜

从1985年7月开始在气象学会秘书处任职,到1998年10月卸任秘书长职务,我在学会的岗位上服务了13年又4个月,并成为我气象生涯的最后归宿。值得庆幸的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遇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同事,经历了许多艰辛的磨炼,抓住了一些难得的机遇。回首往事可以说一句:没有虚度年华!

履 新

1985年6月26日,国家气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章基嘉找我谈话,征询意见说:党组打算调你到中国气象学会任专职副秘书长,你有什么意见?此前,我已有耳闻,因为此项提议已经在学会的领导层征询了意见,所以消息外传已不为奇。

学会秘书长这个岗位向来不为人们看重。学会是挂靠在气象局的一个群众性社会团体,本身没有权力部门规定的明确业务,没有任何职能部门的授权,因此无权、无钱,当然也无势。从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挂靠单位的主要领导重视学会的存在,愿意发挥它的作用;学会又能主动配合挂靠单位的工作,把一些它想做但不方便做的事做好,才有可能使学会站住脚,工作才可能做出成绩。就以学会秘书处来说,虽有人员编制,但中央编制办公室从未批准这个机构,虽然局党组一再强调学会的重要作用,多次决定保留学会秘书处这个司局级单位,但也难以扭转人们视它为“黑户口”、“冷板凳”的看法。要不要接受这项任命,我觉得是对自己勇气和能力的考验。单位无权无势,可以远离权利的漩涡,避免许多麻烦和干扰,能够更放手的工作;单位的工作基础薄弱,没有刚性的业务范围,也有利于工作开拓和做出成绩。只要拿出“能把冷板凳坐热"的勇气,就可以到这个部门工作。况且自己已在气象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特别是在气象局和中科院合办的“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工作过较长时间,与在学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些著名学者有着“师生之谊”;此前,在气象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了八年,对大气科学发展的状况比较了解,同本学科领域各单位的许多科学家、科技人员比较熟悉,所以到学会这样的学术单位工作是我的有利条件。于是,我没有提任何要求,接受了这项工作安排。

7月初,我到学会秘书处报到。这里的办公用房、设备条件都比较差;内部机构长期没有确定,没有正式任命处一级领导;由于机构的性质,这里的有些干部存在着比别人矮一头的情绪;至于三十个省级气象学会的秘书处,其状况更是五花八门。以往,我对学会工作了解得很少,甚至还有些偏见,似乎是有它不多,无它不少。可是现在要在这里主持工作,必须对它要有深入地了解。

经过了一段时间考察,我觉得秘书处的定位问题最重要。学会是学术性的民间社会团体,由于它是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人员的桥梁和纽带”(我以为这是一种含糊的说法,远不是法律语言);而学会秘书处则是为完成党和政府规定的此项任务而设立的工作机构,因此它应定位为行政或事业机构,而不是社团机构。事实上中央编办虽未批准学会秘书处这个机构,却批准了学会秘书处使用24个事业编制,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明确了学会秘书处这样的定位,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向国家气象局要求同其他事业单位相同的地位和条件,为开展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要有效地开展工作,就要加强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秘书处的建设。为此,直接找到党组书记、局长邹竞蒙提出要求,为中国气象学会秘书处争取到三个处级单位建制和五个处级干部职数,并任命了相应的领导。在充分说明学会这一组织的特殊性质的前提下,为学会秘书处争取到直接向局党组、主管局领导请示报告的权利,以取得局领导对学会工作的直接领导,防止中间环节的梗阻和各种偏见的阻挠,大大有利学会工作的拓展。

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会秘书处没有正式建制,专职秘书长级别相差很大的状况(从副科级到正处级干部都有),而在大多数地方他们的级别偏低,因此不能参加局里的重要会议,不能向省气象局领导反映学会的工作情况,自然也不利于学会工作的开展。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请求国家气象局党组讨论决定并正式发文,明确规定:省级气象学会秘书处为处级事业单位,省气象局主管学会工作的副局长宜出任省学会的秘书长(由学会选举产生),专职副秘书长的行政级别为副处级,还对编制人数、经费开支做了相应规定。这对加强省级气象学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不啻为学会秘书处的“基本法”,也被中国科协誉为全国性学会挂靠单位支持省级学会建设的楷模。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在我们看来对各地有利的这样一个文件,为了落实它竟先后跑了26个省、市、自治区,同当地气象局协商,前后耗时达一年半的时间。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每年一次的全国气象学会秘书长例会制度,加强了分支学科委员会的功能,这样就健全了学会的全国网络,达到了信息通畅,行动协调的目标。

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使人们承认学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必须加强学会与行业内各单位间的联系,多向这些单位汇报学会的工作,了解这些单位对学会的需求并为之服务。特别要以主要精力做好重点地区(如北京、南京),重点单位(如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南京大学大气系、空军气象学院等)的工作,争取他们对学会工作的真诚支持。要依靠学科带头人、大师们的能量,通过他们的力量来争取单位的支持,来团结科技人员开展活动。也要依据各单位对学会工作的支持力度,在享受学会的权利和利益方面做到平衡,例如在各机构中占有的名额、外访人员的数额分配等方面给与考虑。尽管学会工作是求人家的事多,但学界人士也看重学会在科技界的影响力和学会提供的学术活动的机会,因此更要做到公平、公正。

学会既然是“桥梁”、“纽带”,就要加强行业内各单位科技人员、学科范畴内不同学术观点学者间的团结,增进感情,使他们都能以学会为“家”,坐在一起,交流磋商。努力做到通过行政渠道难以沟通的意见,能在学会的场合进行交流,单位之间难以合作的事,在学会的层面上进行试探、探索。也为了增进各单位气象科技工作者之间的接触和友谊,我们还假“北京科学会堂”之地,举办“气象学家活动日”等文体娱乐活动。

学会从1924年建会以来,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为中老年科技工作者所熟悉、所看重、而积极参与;比较而言,对于青年人来说,学会是陌生的、高不可及的,因而缺乏参与的意识,或者是想参与而不得其门。尽管当时已看到人才青黄不接、外流严重的严峻局面,学会已意识到开展青年工作的急需,设立了青年科技奖,每两年向10名以内的有优秀论文的青年学者颁奖。但其奖励对象的面较窄,其影响也受限。再者,就学会的发展而言,没有青年人的积极参与,学会的发展就缺乏潜力,就难有灿烂的未来。因此,无论是从科技人才成长的需要,还是从学会事业的发展,都必须加大青年工作的力度。响亮地提出学会要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铺路搭桥,为青年人建功立业创造有利环境,为提高优秀青年人才的知名度创造适宜的氛围。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每四年召开一次“全国优秀青年气象科技工作者学术交流会”,会上表彰从全国各地、全行业各部门选拔的一百名优秀青年气象科技工作者;出版《中青年气象科技精英名录》;要求各学科委员会吸收年轻人出任委员。这些措施在日后的工作中都得到落实。除精英名录出版一次外,其他两项都坚持不辍。1986年6月6至9日在南京空军气象学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首届全国优秀青年气象科技工作者学术交流会"。事前我去南京造访空军气象学院院长宋金祥少将,希望大会在该院举行,请他给予支持。宋院长以极大的诚意欢迎大会在该院召开,并表示这将对在校的青年学子以鼓舞,允诺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学院也确实给予大会最有力的支持,大会的开幕、闭幕及主要报告的场次,全校一千多名学员全部到场,大大增强了会议的声势,扩大了会议的影响;学院免费提供大小会场和所需设备,更令人感动的是会议期间将办公室内使用的电风扇集中到招待所供会议代表使用。学会和国家气象局的领导也特别重视这次会议,三位副理事长在会上并作报告,国家气象局局长、党组书记在会上作书面发言,多名著名学者到会作专题报告,一些杰出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告他们的成长过程。这次会议对于青年气象科技工作者的成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对于业内重视扶持青年人的发展发挥了引导作用。因此,四年一次的这项大会得以坚持并倍受重视。记得1994年“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气象科技工作者学术交流会”在青海西宁多巴训练基地召开时,省委书记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大家甚感兴奋。那一年也对以往受表彰者的成长情况做了追踪调查,许多人已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取得高级职称,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

这一系列会议在青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是在我退休了多年以后,有时碰到一些有成就的中年学者,他们会对我说:您记不得我了,我可记得您,我在第×届青年会上受到表彰。每每听到这样的讲话我也很受感动,觉得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就应当为别人多做点好事。事情做对了,人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对于秘书处来说,不断争取业务主管部门的授权,多担负一些业务部门的职能,对于扩大学会的影响,提高学会的地位,加强秘书处与省级气象部门的关系都是有利的。比如,在贯彻国家“科普法”的过程中,我们倚仗学会多年来开展气象科普工作取得的经验,学会气象科普在社会中的久远影响(竺可桢老先生就亲自去做),以及团结在学会周围宏大的科普队伍,使我们有实力提出把中国气象局科普工作办公室设在学会秘书处之内,与科普部合署办公。从而主导召开了两次全国气象科普工作会议,把全国的气象科普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学会的科普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又如,气象科技扶贫工作,学会秘书处将两年一度的“气象科技扶贫奖"的评选工作,争取由学会来负责。担负了这项工作,尽管学会本身没有扶贫经费,也不掌握科技扶贫技术,却因为要准确、公正评奖,就要深入到扶贫的第一线,就能面对面的激励参加科技扶贫工作的气象科技人员,促进扶贫成果的取得。再如,为了开拓海峡两岸气象科技交流,学会秘书处担负了日常组织工作,使学会在这个领域内有了巨大的施展空间(后面将专门谈及此事)。

还有一件事,事情本身并不大,但觉得要把它做成,就得有决心。这就是确定中国气象学会的会徽和英文用名一事。远的不说,只从“文革”结束以后,就提出这个问题,三五年过去了,没有结果,七八年过去了依旧没有结果。我觉得如果仍旧延续以往的办法,可能再过若干年仍然不会有结果。1985年在接待美国气象学会秘书长时,他送我一枚镀金的美国气象学会的会徽。看了他们的会徽对我有所启发。中美两个学会诞生在同一时代(中国在1924年,美国在1920年),风格上可大体相同,中国气象学会的会徽应包含这样一些要素:中、英文名字,诞生年代,体现中国特点,反映气象标致,采用较常用的圆形。根据这个要求我请人进行设计。几易其稿,再送章基嘉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审视,他觉得基本可以,只是在天空上加了一个气象卫星的图案,认为可以提交常务理事会审议。在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原则通过,再提交全国代表大会审议批准。1986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会员代表会议,审议批准了常务理事会提交的会徽方案。尽管不是所有的代表都满意这个会徽图案,却表示可以接受。由于会徽上有中国气象学会的英文名字,即CHINESE METEOROLOGICAL SOCIETY,因此确定会徽和英文名字两个问题就一并解决了。

选举理事长

每四年一次的学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筹备工作,是秘书处当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大会要总结本届任期内的工作,修改章程,改选领导机构等等,自然有许多重要问题要处理。而所有问题之中,最最重要的是组织好理事长的选举,因为这对其后四年的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我的任期内,先后筹备组织了四届理事长的选举,而每次选举都以如履薄冰的心情来面对这项工作。

我到学会不久,就面临着筹备将于1986年内举行的全国会员代表会议和第二十一届理事会的选举。熟悉情况的同事告诉我,1982年改选时,时任理事长的叶笃正先生提出,他已担任过第十八届代理理事长和第十九届理事长,不再参加第二十届理事长的选举了。因此,他的所在单位也不再推选他做第二十届理事长候选人。但到了选举理事长时出现了问题,由于事前缺乏沟通,原准备推选的理事长人选,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不得已由国家气象局党组出面协调,临时决定再次请叶笃正先生连任理事长,才算解决了这场理事长选举“危机”。这些情况对我都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为此,在代表大会筹备组下专门成立了组织组。前期,精力集中于理事会的整体选举;后期,则集中精力于理事长候选人的推选。当时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如何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实现学会领导成员的年轻化;一是如何使理事长候选人提名得以集中,保证理事长以高票当选。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确定理事长的适当年龄上限,并取得有可能成为候选人而年龄刚刚过限的人的谅解。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办法,只有通过与各理事单位通气协调,广泛交换意见取得共识。

通过向兄弟学会调查咨询,较为普遍的把年龄上限订在70岁。秘书处建议气象学会也采用这个标准。如果决定采用这个标准,将直接影响学术地位甚高而年龄刚过70岁的谢义炳院士成为理事长候选人。为此,我在常务理事会讨论此事以前登门拜访谢老,向他汇报情况,征询意见。对此,谢老表现了高风亮节,支持秘书处的建议,并对我说,他不会对以后学会的人事安排施加影响,以免干扰学会的工作。由于得到谢老的支持和谢老发挥的表率作用,常务理事会顺利做出决定:70岁成为理事会成员当选的年龄上限。

而推选理事长人选的问题就较为复杂,1986年的整个夏季我都为此到全国各地的理事单位征询意见。谢老不参加理事长人选提名后,大家的眼光较为普遍的落在了时任副理事长的陶诗言院士身上。他德高望重,国内外知名度高,对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深受广大气象科技工作者的爱戴,因而得到广泛的提名。再有被提名的是时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气象局副局长章基嘉教授。认为他出任学会现职后,大力推动学会工作,对学会的组织建设和事业发展贡献很大。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兼职副秘书长传递给我的信息。他说:章对下届理事长人选很关注,表达了他对出任理事长有兴趣。其后,章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意愿。章有这种想法也很自然。当时的五位副理事长中,其中四位都是老一辈科学家,在强调年轻化的情况下,他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也还有理事单位提名曾庆存院士为理事长候选人,因为他是当时大气科学界最年轻的院士。经过同几十个理事单位的沟通协调后,我向国家气象局党组报告了理事长候选人提名情况,请党组就下届理事长人选向学会常务理事会提出建议。由于提名中有党组副书记章基嘉,党组开会审议提名时章也在场,为慎重起见,会前我还向党组的一些成员做了单独汇报。党组会议开得很顺利。当听完我的情况汇报后,章基嘉首先发言,他建议提名陶诗言院士为理事长唯一候选人,表现了很高的风格。在场的其他成员也发表了赞同的意见,最后党组书记邹竞蒙总结说,陶先生是我们气象界最受尊敬的老一辈科学家之一,他是学会理事长最适当的人选,他出任理事长能够团结广大气象工作者发展气象事业,党组将正式向学会常务理事会推荐陶诗言先生为下届理事长人选。基嘉同志下次再考虑。

学会常务理事会接受了国家气象局党组的建议。在1986年12月全国会员代表会议产生的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一届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陶诗言先生以高票当选理事长,章基嘉、黄士松、曾庆存、周秀骥及王锡友当选副理事长,章基嘉当选秘书长(兼任)。理事会决定聘请叶笃正先生、谢义炳先生为第二十一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叶先生、谢先生均获得了学会的最高荣誉。至此,我首次参与的学会换届改选工作顺利结束。我被继续聘任为专职副秘书长。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89年,又该考虑学会的换届改选了。这年5月,我陪美国气象学会代表团从重庆乘“岜蝓号”旅游船赴武汉。船上有较多的时间与邹局长交谈,其中就谈到学会的改选换届。我说,这一次改选与以往不同,最有名望的老一辈学者因年龄都超过了70岁,不再能担任理事长职务,下一届理事长将在较年轻的著名学者中产生,人选较多,不容易摆平;在上届改选时您说过基嘉同志下次考虑,基嘉同志对您这句话是认真的。如果局党组推荐基嘉同志做下一届理事长候选人,也将改变学会理事长历来都出自中国科学院的传统,现在还难于预料会出现什么问题。邹问我,听说有些老专家对基嘉同志有意见,你知道不知道是些什么意见?我说了我所听到的一些意见。我又问,您说的下次考虑怎么理解?邹说,我只是说考虑嘛!还是要广泛征求各单位的意见。

其后,又如上届改选那样,四处奔波,听取各理事单位有关理事长人选的意见。单位跑了许多,但提名较为集中,一为章基嘉教授,一为曾庆存院士,提名单位多少也不相上下,甚至有的单位表示两个人都可以,而不具体表示赞成那一位。在国家气象局党组会上,我如实作了汇报。党组会经过讨论,也觉得很难决定向学会常务理事会推荐其中之一为理事长唯一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书记邹竞蒙提出:是否两届理事长人选一起考虑,二十二届提名章基嘉,二十三届提名曾庆存,这件事由他出面与科学院的领导协商;如果科学院同意这个意见,就向学会常务理事会提出建议;如果科学院不同意,就向学会常务理事会推荐他们二位为二十二届理事长候选人,由理事会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理事长。会后,邹与中国科学院主管地学的副院长孙鸿烈通了电话,孙认为这种事在科学院系统很多,他也难以出面协调。这样一来,局党组建议的第一方案即不复存在,决定推荐章、曾二人为学会二十二届理事长候选人,以差额选举办法选举理事长。

在进行筹备改选换届过程中,气象局领导还考虑过我的工作变动。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觉得我对学会工作已经比较熟悉,日常接触的多是全行业的专家学者,讨论的也多为学术问题,很符合我个人兴趣,我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学会工作。据后来得知,陶诗言先生也曾向邹局长谈过,希望我留在学会工作,这就决定了我直止退休的工作生涯。局党组决定,推荐我为学会第二十二届理事会秘书长人选,如果当选,行政职级由局党组确定。这个决定也改变了以往学会秘书长由气象局副局长或局党组成员兼任的惯例。

1990年10月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二届全国会员代表会议在青岛国家气象局度假村举行。因为理事长选举第一次采取差额选举办法,大家做事都很谨慎。会前,就设想了选举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而印制了多种选票。大会主席团又就理事长的选举规则做出规定,如在差额选举中候选人均未获得实际投票数半数以上选票,则由得票多者作为唯一候选人进行第二轮选举等等。大会主席团主席陶诗言先生因事在选举前离开青岛,主席团还特别推选黄士松先生为代理主席。

10月25日下午,举行新诞生的第二十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当选的100名理事中到会的为73名,符合法定人数。选完常务理事后即选理事长。投了票,大家有点焦虑不安的等待结果。点票完毕,总监票人宣布两位候选人所得票数。结果是两人均未达到当选票数,章基嘉较曾庆存多得一票。当时我坐在主席台上面对大家,更能感到会场中对这一结果有着异样的反应。我对此结果也感惊讶,假如出现了一张废票,两人得票数相等,就不知该如何处理了。接着进行以章基嘉为唯一候选人的第二轮选举。结果章所得票数较第一轮增加十多票而当选。其他各项选举,均依主席团推荐的人选当选。章基嘉任理事长,曾庆存、周秀骥、王锡友、刘式达、陆渝蓉任副理事长,彭光宜任秘书长。我作为大会秘书长,在选举完成之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至此也完成了学会领导层实现年轻化的进程。

其他两次选举,虽也有其特点,由于程序已较完善,操作已较规范,这里则不再赘述。

构建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桥梁

1988年初,时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的陶诗言先生致函香港天文台台长岑柏先生,建议在香港举办以海峡两岸气象学者为主体的气象学术研讨会。以此为起点,学会承担起构建两岸气象科技交流桥梁的角色。在国家气象局党组的支持下,在众多学者专家的推动参与下,学会逐步实现着这项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崇高目标,从两岸气象界在国际会议中的一般学术交流,发展到定期交换科技文献资料;从两岸学者只能在第三地会面,发展到双方人员经常互访;从相互的科技考察,到两岸科技团队大规模的科技合作,一步步的踏实工作,实现了两岸科技的顺畅交流。
1988年7月,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国气象学会举办“澳大利亚国际热带气象会议”,台湾“中央气象局"科技中心主任王时鼎、台湾大学教授李清胜应邀参加。这是台湾学者第一次参加由中国气象学会在国外参与主办的会议。会间,我向王先生介绍了中国气象学会的状况与活动,王先生也表示了相互交往的意愿。王先生还告诉我,他们此行是经其“外交部"批准,是对参与大陆组织的会议活动的一个试探。在最近王先生写的回忆录中就写到:“大陆气象学会的秘书长彭光宜先生,即在本次会议上认识,以后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台湾和大陆有多次见面”。

1989年7月,由理事长陶诗言提议的“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筹备过程中,得到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有力指导。而会议前,刚刚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严峻的形势下,经历了会议延期不延期、我们参加不参加的反复斟酌后,学会派出了以陶诗言理事长为团长、有21位成员的代表团与会。这是“六四”以后,我国派往境外的第一个大型代表团,更是海峡两岸气象界分隔四十年后,举办的第一次以两岸学者为主体、以汉语为主要语言的大规模学术交流。双方学者都十分珍视这样一次机会,本着切磋学术,结交朋友的精神,坦诚交谈,增进了解。会议在当时极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也为两岸学会领导人提供了一个直接接触的机会。会后,代表团经国家气象局向国务院港澳办、台办、外交部提交了书面汇报。据国台办有关领导称:王兆国主任看了会议终结,称赞会议开的好,为专业部门的对台工作取得了经验。

1989年9月,台湾航空气象专家刘昭民先生来访,学会航空气象委员会主任唐万年接待了他,为其后与台湾地区民用航空气象协会建立联系进行了接触。刘先生参观了国家气象中心、北京气象台等单位,应北京气象学会之邀,介绍了台湾地区民航气象业务及服务工作情况,成为第一位向大陆同行介绍台湾民航气象工作的学者。

1991年4月,学会接待了王时鼎先生的来访,理事长章基嘉会见了他。王先生参观访问了各主要业务、科研单位,并应邀在国家气象中心做了《台湾中央山脉对台风的影响及其问题》、《台湾地区中尺度实验及其科学成就》的学术报告。王先生以自己是第一位在国家气象中心做学术报告的台湾学者而自豪。王先生还向国家气象中心赠送了台湾地区中尺度实验的资料图册,这也是我方第一次接受台湾方面赠送的气象资料。
1991年7月,在香港参加“第二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组委会会议时得知,当年8月台湾中央大学将有一个教授团访问大陆,其中有6位大气科学系的教授。我当即向与会的中央大学大气系主任洪秀雄教授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到达北京时顺访中国气象学会。他们是第一个应邀访问我会的教授团。来访时,理事长章基嘉会见并宴请了他们。他们在参观了国家气象中心、卫星气象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院后,还到气象出版社购买了80余种气象专业图书。这是大陆气象书籍第一次大批量进入台湾。教授团在参观国家气象中心时与邹局长邂逅,并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事后邹局长得知他们购买了许多书时,兴奋之余说我们小气,为什么不把书送给客人?

1992年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大事,是成功的在香港举办了“第二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在与会的80余名学者中,大陆29人,由理事长章基嘉带队;台湾24人,由台湾地区学会理事长牵头,两岸不仅派出了重量级学者与会,且气象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邹竞蒙、蔡清彦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间隙,还举行了一次只有两岸学者参加的座谈会,由我和陈泰然共同主持。大家满意已建立的两岸交流渠道,并建议今后就大气科学名词的对照和统一、气象情报资料的直接交换进行探讨。会外,邹、蔡二位也有接触,双方都有借当时较为宽松的两岸大环境,加快气象科技交流步伐的意愿。首先希望尽快实现两岸人员交流,并初步约定由中国气象学会邀请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理事长陈泰然教授于当年年底或来年年初访问大陆;两岸科技文献出版物的交换以两岸气象学会为窗口,由秘书长具体负责安排。会间,邹局长接受了台湾“中央日报”记者的采访,通过该报向台湾社会阐述了加强气象交流,造福两岸百姓的重要意义。会后,即迎来了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热潮。

1993年新年伊始,应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章基嘉的邀请,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教授陈泰然偕夫人来大陆,进行了长达两周的访问,由我全程陪同。先后到达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福州、漳州(陈教授的故乡)等地,参观访问了各地的气象业务、科研、教育单位,举行了多场学术报告,与各单位的学者、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行还特别安排了考察南京空军气象学院,这是该院第一次接待台湾学者。邹局长、章理事长分别设宴款待陈教授,并就其后两岸气象科技交流以至合作交换了意见。叶笃正、陶诗言等多位院士也会见了陈教授。陈教授返回台湾后,撰写了长达一万七千字的《中国大陆地区之气象研究教学与作业考察报告》,刊登在台湾地区气象学会会刊上,这是该会首次全面介绍大陆气象事业发展的现状。
1993年9月,台湾地区民用航空气象协会理事刘昭民先生来访,带来了该协会理事长谢美惠女士(“立法委员”、曾任国民党妇女委员会负责人)写给彭光宜秘书长的信,要求两会建立全面的交流关系,并希望得到访问大陆的邀请。经批准,我会给予了积极的响应。鉴于谢女士的政治身份,确定由中国科协副主席刘恕女士向她发出邀请。

1994年是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之年,藉纪念七十华诞之机,两岸气象学会把气象科技交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3月,中国气象学会应邀派出了以陶诗言先生为团长的13人代表团(对方邀请我方15人前往,叶笃正先生因病、章基嘉先生访美未归而未能前往)访问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天气与气候学术研讨会”,从此实现了两岸气象科技人员的双向交流。这是两岸学者在两岸隔绝45年后,首次在自己的国土上聚会,大家十分兴奋。科技交流之后纷纷发表感言,期待今后有更多的交往。我也应邀在会上就中国气象学会在大陆的现状做了简要的介绍。会间,我和副秘书长丁一汇与蔡清彦教授就南海季风实验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取得共识。会余,代表团访问了台湾大学大气系、中央大学大气系、桃园机场气象台、气象局的各业务中心。期间,民用航空气象协会理事长谢美惠女士偕多名理事,在希尔顿饭店与我代表团举行早餐会,再次表达了对加强两会联系的意愿。我也向她转交了刘副主席的邀请信。

同年10月,台湾气象界应邀派出29人(含4位夫人和4位民用航空气象协会成员)的大型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为庆祝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七十周年而举办的“大气科学发展暨海峡两岸天气与气候学术研讨会”,会议盛况空前。由于两岸中断来往四十多年,很多台湾学者希望来访问考察,有的人还希望借这个机会来探亲(台湾在职的公职人员不能专门来大陆探亲),因此按对等的原则邀请15人来访,名额实在不够分配,一再要求增加。考虑到两岸交流就是为了相互增加了解,让更多的台湾同行看看祖国大陆的建设成就,了解大陆气象事业的发展,对于两岸交流是好事,因此我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参加会议以后,有的直接返台,有的要去外地参观游览。比如,有几位台湾原空军的气象学者,希望能参观南京空军气象学院(该院为对外开放单位)。后由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南京空军气象学院院长王锡友少将亲自向空军司令员请示,批准了该院接待台湾学者的安排。台湾代表团在山东、上海、江苏、安徽、福建访问时,都得到了极为热情和周到的接待,让客人久久不能忘怀。回台后纷纷发表文章予以称赞,赞扬“这是一次有科学收获、有参访收获的成功之旅”。

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理事长陈泰然写道:“会议进行不论是口头报告部分或讨论部分,双方人员均积极投入力求表现,彼此客气有礼且气氛融洽热烈,故常使时间不敷使用,因而休息时间亦被善加利用,继续交流研讨。双方人员均对此次历史性的研讨会,视为未来两岸交流与合作研究的里程碑,我所得到与会人员对研讨会之种种安排及会议经过之评语,均系赞佩有加,并希望今后有更多类似机会及管道,以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原台湾“气象局”局长吴宗尧先生写道:“三月大陆气象学会受邀来台参加学术研讨会,这次我们又受邀组团到北京出席研讨会,在两岸气象交流上总算跨出重要的一步,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两岸气象学会的章、陈两位理事长及彭、纪两位秘书长努力斡旋的结果,此种进展,令人振奋。” “这次我代表团在大陆上活动,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交流访问,同时对主办单位的妥善安排与协助,以及热情而温馨的接待,这种珍贵的友情与情意,令人印象深刻难忘,对促进今后两岸气象交流与合作已奠定良好基础。”

“交通部航政司”的林铭作先生写道:“在十月四日深夜平平安安地将我带到这个祖先做梦也不曾梦见过之皇城——北京城。” “晚秋的北京夜空是繁星熠熠,随带点凉的秋意,但马上被大陆同行热烈的情谊所融蚀,我的内心原本有点紧张和疑惧,这么一来就抛掷九霄云外,确实令人有宾至如归的安舒感”。

中国文化大学大气系主任、原空军气象联队长刘广英写道:“空军气象学院“教学大楼设备精实,是培育军事气象人才理想所在。”“气象是全球性科学工作,海峡两岸应在这上面充分合作,共同为炎黄子孙造福,并在大气科学上争得一片天。”还写道“这一路我们一面参观一面访景,真是江山万里情中过",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充满亲情。
进入1995年,在我就任新一届学会秘书长以后,虽然仍以较多的精力来处理海峡两岸交流的有关事务,却意想不到的涉足到两岸民用航空直航的事务之中。

在1994年出任台湾“民航局”局长的原“气象局”局长蔡清彦,有意借“海协”、“海基”两会达成“九二共识”的有利时机,推动两岸直航事宜,委托曾为两岸气象科技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张智北教授,希望他通过邹竞蒙的关系,晋见大陆高层领导,陈述台湾“交通部”的有关意见,了解大陆关于直航的具体政策。历来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己任的邹竞蒙,对此也持积极态度,经请示有关部门同意接待张教授来访后,邹向张发出了邀请。

1995年1月3日张教授由美国来到北京,邹当天就会见了他。张明确表示:“台湾‘交通部’民航局长蔡清彦在其部长刘召玄的授意下”委托他来大陆,希望就两岸通航、港台航空协议等问题交换意见,期望能够见到大陆负责此事的高层领导,可能的话希望见到邹家华副总理。张向邹简述了他准备向我有关方面交谈的内容以后说:他的委托人是赞成统一的力量,希望在他们的任内为两岸通航多做努力,但这是冒风险的,希望能为他们保密。邹表示欢迎他为通航的事来北京访问,将安排他与有关方面的领导见面。也请他放心,我们会做好保密工作,保护他的委托人的安全。并对他说:“有关此事今后可与彭先生直接联系。”张走后,邹对我说:“此事只限你知道,局党组方面由我通气。”

第二天,邹亲自与有关方面的领导联系,确定由负责两岸通航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央通航领导小组成员孙晓郁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李钊副局长分别会见张。邹还对我说:“家华见他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天下午,邹局长的秘书沈晓农告诉我,1月5日上午孙副主任将会见张,具体安排是:邹局长先从局里出发去会见地点;11时由我陪张从他住的宾馆出发去会见地点。沈秘书将一个写有会见地点地址的纸条交给了我。
11时整,我陪张先生由奥林匹克饭店出发,驱车前往西城区,车子拐进一个小胡同,驶进一座四合院。下车以后,由孙副主任的秘书引领,去见等待在那里的孙、邹。落座后略事寒暄,因已近中午,孙即请大家到另一个房间吃饭,以便边吃边谈。同桌吃饭的还有国台办综合局张局长(后出任海协会秘书长)和张副处长。间,张先生说话多而吃饭少,详细说明他来访的原因,以及台湾一些航空公司的政治态度。
孙副主任表示欢迎张先生的来访,感谢他为两岸直航尽力,也介绍了大陆有关直航问题的原则意见。张先生大概是担心参加交谈的人较多,始终没有明讲他是受谁的委托而来,所以孙副主任希望张先生再来时最好带来他的委托人的委托书,也欢迎台湾民航主管部门直接来人商谈。这次会见虽然没有产生什么具体成果,但为其后的沟通开了一个好头。

下午,按照预定计划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李钊副局长会见张先生。仍由我陪同张前往民航总局。到达会见地点时,李副局长、邹局长已在座,此外还有民航总局港澳台办公室马主任、沈副主任。大家就座后,李副局长首先表示欢迎之意,张也就立即说明了他的来意,讲话的内容与上午所谈大体相同,但会见的气氛比较轻松,谈及的问题也比较具体。李对张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做了说明。双方都希望今后保持联系。会谈后,李在一家粤餐馆请张吃蛇宴。
张先生第二天即离京飞往台北。其后他致电邹局长称:“这次赴京,承您百忙中安排,得以完成任务,非常感谢。两次会谈都得到对我朋友有意义的信息,而且澄清了若干其他管道传来的混淆信息。虽然一些牵涉较大的方面有待未来,此行已有具体有用的效果。”
根据邹局长的批示,我将张先生来访的情况向党组写了汇报,送党组各个成员传阅。

1月中旬,借邹局长在日内瓦开会的机会,张先生通过第三地将其在台湾的委托人与邹局长的电话接通,使邹局长与张的委托人直接通话,却不会在台北留下其委托人与邹直接通话的记录。这次通话主要是该委托人向邹表示确认他对张的委托,邹则说明给张出具委托书的必要。1月18日晚,张打电话给正在美国达拉斯参加会议的我,再次说明他的委托人不能写委托书的理由,并希望二月里再次来北京,期望得到邹的邀请。

我回国后向邹局长做了报告。邹要我与国台办、民航总局联系,征询其领导的意见,看是否同意张再次来访。1月28日民航总局李副局长约见我。在我介绍了张一月份来访后的情况后,李副局长表示:欢迎张再来北京,保持这条渠道很有必要。过去民航总局也苦于与台湾民航主管方面没有任何联系渠道,有了这条渠道可以互通信息,也可对其有关方面施加影响。张上次来谈的一些情况对我们还是重要的。有些情况对外交部的领导同志谈过,也认为很重要。李副局长还说:张所谈的情况是真实的,如对一些航空公司政治背景的介绍、有关港台航线的一些问题,就值得我们考虑。李表示,张再来还要见他。
经再次与国台办联系,其综合局张局长表示,对民航总局的意见没有异议。于是,邹局长1月29日邀请张先生再次访问北京。由于张的原因,他的这次访问推迟到3月初。

3月5日张先生再次来到北京。这次访问主要是同民航总局谈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3月6日我陪同张去民航总局与李副局长会见,一起会见的还有国际司张司长、港澳台办马主任。国台办综合局张局长以中国航空公司顾问的身份也参加了会见。就日后的联络渠道、直航的技术准备、港台航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后,应张先生的要求,民航总局提供了许多书面资料。张对他的接待表示感谢。

在张先生离开北京前,邹局长也会见了他。除了谈及有关民航方面的事以外,邹还向张介绍了两岸气象交流的情况,并对以后的发展做了展望。
随后,由于李登辉访美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第二次汪辜会谈的准备工作也随之停止,两岸直航的呼声降低。而此时台湾—澳门航线协议的谈判则在紧张进行,通过张先生的两岸民航当局交流渠道依然畅通,这为最终达成台湾经澳门到大陆的航线只换航班号、不换飞机的协议做出了贡献。据张先生讲:为了这项协议,他的委托人——刘兆玄、蔡清彦,冒了很大风险去见李登辉,得到认可才签了这个协议,并被允许与大陆民航主管方面人员会面。这年9月,为了安排李钊副局长与蔡清彦先生在香港或澳门会面,张先生多次与我或直接与李副局长联系,约定了时间,但由于两岸政治形势的骤变,国台办王兆国主任没有批准李钊前往澳门。

1996这一年,因为李登辉分裂国家的阴谋活动,使两岸关系异常紧张。但在这一年里,由气象学会组织和接待的两岸代表团却很频繁。大陆共有3批53人赴台;台湾更有9批77人到大陆来,其中除气象学会理事长互访外,并实现了两岸气象局领导人员的互访,落实了南海季风和海峡两岸邻近地区暴雨科学实验的各项安排,是两岸气象界人士来往最多、层次最高的一年,也成为两岸交流成果最为显著的一年。
早在前一年的6月,太平洋科学协会18届大会在北京举办期间,由我和张智北教授、陈仲良教授(香港气象学会主席)、王作台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商定,1996年5月在台湾中坜中央大学举办“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这是前两次在香港举办的以海峡两岸气象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研讨会的继续。为了避免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称谓带来的麻烦,因此这次会议由台湾的中央大学作为东道主。而这次会议除了进行学术交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国气象局的领导同志赴台访问,以便与台湾的业务主管部门领导人就两岸开展气象科技以及业务合作进行商谈。因此,对于这个会议,中国气象局十分重视,前期的筹备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

到了1996年3月,也就是“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快要召开的时候,为了警告李登辉分裂势力,在台湾进行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大陆军方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导弹射击演习,海峡形势空前紧张。也就在3月底4月初,台湾有一个气象考察团到华东访问,局领导派我专程前往上海予以接待。我出发前不久,因应当时的形势,局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开会,根据中央对台政策研究了气象部门的对台工作,确定了继续扩大两岸交流,争取有所突破的工作安排。这使我在接待时有了依据。我临走前,邹局长指示:“最近情况特殊,注意反应,返京后报局。”还要求我向所到省、市气象局的领导介绍我局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精神,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做好接待的准备工作,我提前两天到达上海。

台湾考察团3月30日到达上海。其成员包括台湾原“气象局”局长,气象学会两岸工作小组召集人、秘书长,几位大学教授。他们除了要进行预定的考察项目外,更重要的是要来大陆实地评估今后两岸交流的动向,“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能否按时在台湾举行。

考察团到达当天时间已经很晚,他们显得有点焦虑,其两岸工作小组召集人和秘书长约我当晚就谈谈。我与他们都是老朋友,他们同我讲话也比较直率。他们说:这次来大陆,在台湾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出发前有朋友打电话说,人家把飞弹打到你家门口,你们还去访问,不是精神病吗!台湾民众普遍认为真要打仗了,都在抢购黄金、抢兑美元,我们也是。在国外的亲戚还要我们快离开台湾。考察团的一位成员原本计划夫妻同来,可是家中的老人反对,害怕打起仗来他们回不去,孩子没人管,因此不让他太太来。台湾大学大气系的“台独”势力已迫使该系通过一项决议:“中断与大陆的一切气象科技交流”,撤回了他们参加“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的论文,并妄图迫使这个会议流产。

在台湾地区气象学会内部争论也非常激烈。3月21日该会举行年会以前,“台独”势力积极活动,企图在大会上通过一项中止两岸气象学会的交往、取消“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的决议。当天会场内“要求立即停止两岸气象交流”与“两岸气象交流不应受影响’,两种持不同观点的会员争论不休。所幸学会的领导层态度明朗,反对“台独”势力的主张。会前“气象局”局长、学会理事长就对会议的主持人说,不能通过中断交流、取消“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的决议。中央大学校长刘兆汉教授更为坚决地对主持人说,如果通过取消“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的决议,他就退出气象学会。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连午餐的时间都推迟了。由于会议主持人的态度明确,最终“台独”势力未能得逞,大会没有通过有碍于两岸交流的决议。

因此,考察团的朋友特别关注中国气象学会和大陆气象界对今后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态度。我根据局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精神,十分肯定地表示:大陆气象界、气象学会将一如既往积极推动气象科技交流,增加人员往来,争取在科技合作方面有所突破。“五月会议"我们将如期按约派人参加,并由中国气象局马鹤年副局长带队(气象局第一位局领导访台)。他们能够理解,我的表态不是个人意见,也就放心了。特别是他们通过在上海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走访,确实感到大陆没有打仗的迹象,也就完全没了恐慌感。所到的省、市气象局的接待工作也特别尽心、热情,使他们的考察按计划顺利完成。

我方周到细致地接待,产生了积极效果,为他们坚持进行两岸交流的立场撑了腰,更坚定了他们继续推动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信心。他们在路上已开始如何接待参加“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的大陆代表团,并筹划力争实现年内邹局长访问台湾。

其后不久,以马鹤年副局长为团长的大陆气象界代表团一行28人如期于5月15日抵达台湾,参加“第三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和参观访问。16日会议开幕式极为热烈,到会人数超出预定人数的一倍以上,原来一些曾在要求中止两岸气象交流声明上签字的人,也来到了会上,其“交通部”部长还到会致词表示祝贺。整个会议气氛融洽,讨论热烈。会间,两地气象学会的负责人共同主持开放式的座谈会,商讨加强两岸气象科技交流与合作,涉及十多个领域。马副局长和我还同当地“气象局”局长进行了小范围的会谈,讨论两岸气象业务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马副局长还应邀到“气象局”介绍了大陆“八五”计划期间气象现代化建设成就和“九五”计划的发展目标,会议由其局长主持。由于这次访台代表团规模大、层次高,虽在一个特殊敏感时期,但各项活动都取得圆满成功。5月20日是李登辉宣誓就职的日子,代表团为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于当天乘第一班飞机离开台北飞赴香港。

在这一年的11、12月里,两岸气象界共有三项重要访问:台湾地气象学会理事长、“气象局”局长谢信良率领一个涵盖台湾气象界主要人士的参访团来大陆考察;台湾原“气象局”局长、太平洋科学协会大气科学委员会主席、国际南海季风实验组委会成员、“国科会”副主任委员蔡清彦来大陆参加国际南海季风实验组委会会议;邹竞蒙率海峡两岸及邻近地区暴雨实验组委会大陆成员赴台参加组委会全体会议。

由于中国气象局非常重视谢先生的这次来访,这是第一位台湾在职的“气象局局长”来大陆访问,且谢先生率领的参访团人多面广,除“气象局”各职能部门的主管、业务中心的主管,还包括三所大学的大气系主任、三个电视台的气象主播、四个基金会的董事长。因此在接待安排上做得很细致,完全是开放式的,先后在北京、福建、广东、南京考察访问了气象业务、科研和教育部门,特别是在业务考察方面收获很大。
接下来就是集中精力安排邹去台湾之行。由于前期已惊动了钱其琛副总理和国台办陈云林主任,因此办手续一路绿灯。此前,所有的大陆前往台湾的代表

都是在台北开几天会就返回。这次我在做预案时提出,台湾方面己多次来大陆对各级业务单位进行了考察,而我们还没有考察过他们的台站,因此建议会后留下部分有关人员,对其台站做全面考察。这项建议被接受,台方也做了妥善安排。

12月8日中午邹一行抵达台北,周仲岛、纪水上(“气象局”主任秘书)、林民生(学会秘书长)接机。下午,游览市容,参观中山纪念堂,晚饭后又去一个夜市转了一圈。

从第二天上午开始正式开会,一切按预定的议程进行,有时举行组委会全体会议,有时举行专家会议。邹则有许多会外活动。这天中午,时任“国科会政务副主委”的蔡清彦先生来看邹,然后请邹、马副局长和我吃饭。下午,蔡先生邀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喝茶。在那里看了些台湾科技发展的录像片,蔡还介绍了他与“国科会主委”刘召玄提出的加强两岸科技交流的七点意见,希望借此进一步推动两岸的科技交往。晚上,“气象局”举办文艺晚会,由该局职工演出。节目之间受邀,邹局长和我一起唱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助兴。

第三天的下午,是这次访问最具政治性的活动,邹与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会见。整个会见双方都很严肃,讲话也很谨慎,双方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充满舌枪唇剑的气氛。原定会见后,焦宴请我们参加会见的五个人,但到宴会厅一看,他们把访问团的全体成员都请来了,我想这也是扩大影响的一种方法吧。我被安排坐在焦的左首,因此我们两人也有了交谈的机会。焦对我说,他给蒋经国当过四年小秘书,给李登辉当过六年大秘书,言谈中流露出傲气;他说:海基会是在夹缝里求生存,你看几年里换了多少任秘书长,我是做得最长的一任。明显地透出一股年轻气盛的劲头。席间和大家谈得更多的是喝酒的事,也谈了一些与唐树备会谈时喝酒的情况。此人正如他的名字那样,注意做“人和”的工作,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他亲笔签名的贺寿卡。第二年又按时寄来了贺卡。大概是因为我都没给他回音,第三年也就不再寄了。

第四天上午,邹竞蒙与谢信良举行小范围的会谈。这是一年内两岸气象局高层非公开的第三次会谈。由于以往谈的内容大体都在执行,这次主要是谈两岸直接传递实时气象资料的问题。其实,就我所知,谈这个问题对邹、谢两人来说都是有压力的。但邹是秉承实现“三通未通气先通”的强烈意念来做这件事的。而这次会谈主要就是这个议题。谈得也很有成效,并就直接交换资料的通讯方式取得了共识。台湾“气象局”就此提出的方案,也在1999年台湾“行政院”予以原则通过。后来,由于台湾当局政党更替,此事即不了了之。晚上,“交通部”次长毛治国先生宴请代表团。

第五天上午,开了两个小时的总结会以后,开始了业务参访。先是台湾大学,后是中央大学。两校校长均宴请代表团。

从12月13日开始,邹及部分成员到台北以外的地区进行考察及观光。全程陪同我们活动的有陈泰然教授夫妇、原“气象局”副局长汤捷喜夫妇、“气象局”主任秘书纪水上、局长机要秘书林雨我。上午乘飞机去花莲。花莲气象站的陈主任来接,直接从机场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游览。午餐后,到鲤鱼潭考察中尺度站网的四要素自动气象站,再去气象站考察地面观测、探空观测和天气雷达观测。晚饭后,赶往机场,返回台北。
14日我们开始向南方旅行。第一站是台中港的梧栖气象站。这个站的观测场竟在四条公路围成的井字形之间,如果要讨论这个站的代表性,它绝对具有“公路小气候”的特征。而该站向外提供的气象观测数据,则由楼顶安装的一套仪器测得。随后,我们参观了颇具规模的台中港。这个港是在荒滩上建成的,建港时所造的土地,足以收回投资,而最担心的港口淤塞,由于设计合理也没出现。

下午,继续驱车南下,到达嘉义气象站。这个站有农业气象业务,但站址周围都是建筑物,真不是一个理想的农业气象环境。然后我们去参观北回归线纪念塔。晚上住宿嘉义皇爵饭店。

15日早餐后,出发前往阿里山气象站。途中路过吴凤庙。吴凤是清朝派驻台湾的一位官员,为了保护当地原住民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老百姓建庙以纪念他。汽车一路爬坡,很快就到达了阿里山气象站。这座高山站设备齐全,自动化程度高,房屋宽敞,还有一个小小的招待所。由于房屋经常处于云雾之中,整座二层小楼都是使用又宽又厚的大木板建造,这有利于防潮。站上的观测员多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他们日常工作不忙,有较多的时间学习,几年后就去考研究生,也就离开了这个高山站。中午,我们在山上原住民开的华馨园餐厅吃饭。饭食没有什么特别,而调料里有一种新鲜的芥末,味道特浓,只敢小试。饭后,驱车前往玉山公园,在门口照了个像,算是“到此一游”。由于路况不好,一路急急忙忙赶往晚上的住宿地——溪头台湾大学森林实验园。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看了实验园的一角,发现邹局长也在欣赏院中的奇花异木。早餐后驱车去日月潭气象站。该站居高临下,面对日月潭,景色优美,站区内遍植鲜花,像个花园。这里如果能建上几问房子,真是个难得的休养地。
当晚赶回台北,谢信良先生在新光三越大厦的44层云彩餐厅为我们一行饯行送别。张智北教授也出席作陪。

12月17日早餐后赴桃园机场,登机前又参观了机场气象中心。到此,圆满结束了在台湾的访问,登机飞往香港。

第二天回到了北京。这次访问台湾,也成为我的境外公务告别之旅。

这里所记载的事件和过程,只是我所亲身经历的两岸气象界、气象学会交往的部分。这是我特别要说明的一点。

(注:本文作者彭光宜为中国气象学会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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