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锡成

有些事值得记取，有的人让人回忆，且不管时移事易，也无论浮华年代有多少光怪陆离。

贸然提到已逝去多年的谢津梁先生，多少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可如果将他与中国气象学会重新恢复活动联系在一起，一切又并非多余。
谢津梁（又名谢津良）先生是中国气象学会重新恢复活动后由中央气象局党组任命的第一任副秘书长，自1978年2月23日起主持秘书处的全面工作。他是

从事学会工作的首任秘书处领导，在其麾下工作有近3年的时间。我称他老谢，他则叫我小黄。

1980年2月的一天，忐忑的我第一次走进了学会秘书处在原南楼机关四楼唯一的一间办公室，第一次知道我的领导官拜副秘书长。孱弱身躯外包裹着的衣料准确反映他的社会定位，一副金边的眼镜更烘托了他与众不同的风度。

儿时的我就领教过秘书长的通天道行。母亲工作的市委就有一位秘书长。在他面前，许多平时挺胸凸肚的人像突然得了颈椎病似的不便抬头，平日丰富的词汇都已成多余，简单到只用 “好”、“是”之类的言辞即可。市委大院葡萄架上的葡萄是其他任何人不能摘的，只有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顺手摘下最让人眼馋的一串，很不经意地递给我。1960年当口正闹饥慌，粮食金贵，在通往市委机关食堂的路上，也只有他能做到极大方地给我一个小馒头或者不常见却是喷香的玉米饼。凡此种种，使我不得不认为，偌大的市委大院是他的，抑或是为他建的，就像怡红院属于宝玉一样。然而他在给我葡萄、玉米饼之类时，又像极了身着中山装的刘姥姥，目光中总有转瞬即逝的慈祥。令人不解的是，当他遇到市委惠书记时，又恰似宝玉见了贾正，颈椎病也犯了，言语中也立马仅剩下“好”、“是”、“马上”等等已不能再浓缩的单词。我想，惠书记一定住在比市委更大的院子里。这就是我对秘书长身份究竟代表什么，又能说明什么的最初印记。

我显然还未来得及适应周边特别的眼神和机关特有的氛围，但结束学业后的第一场入门级考试那么快就到来了，主考官就是这位秘书长。一天，面无表情的他手拿一份文件，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对我说到：“认真看一下来文，尽快回复。”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两句话，让我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而同事投来的难以捉摸的眼光，更冲击着我的前心后背。

此文件是冯秀藻老先生关于北京农业大学韩湘玲等拟成立中国农业气象研究会一事致中国气象学会的信函，要求中国气象学会明确表示意见。如何在几天内拿出回复意见的过程我已记不清了，留下的只有对伍子胥一夜急白头发的真实感受。生平第一次草拟的回复意见经秘书长签发后最终被送往了局机关打字室。如释重负的我偷偷来到气象局旁边的魏公村小酌，花2块3毛钱喝了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酒。我确信，工作后的第一次考试通过了，因为签发文件时他并未作什么修改。此前，学会秘书处恢复后的所有文件均有负责会务的徐纪昌、负责科普的马武和负责《气象学报》的李修加起草。事后，金维明（南气75届）在离开学会秘书处时曾红着眼眶对我提起这件事，感慨地说到：你很幸运，而我在这里整整写了两年的信封！

气象局大院内能准确写出谢津梁大名的人并不多，而提到“谢老拽（又说谢老赚）”，许多人都能说出几段令人捧腹的笑话。记得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某日，谢老拽在红旗商店购物后外出，突然想起售货员应找给他2分钱，特地打公用电话到商店询问，被证实确有2分钱没拿走。为此，他不惜花5分钱电话钱，取回属于他的那2分钱。对自己的钱如此认真，对公家的钱也是同样。他从未用自己的钱请过秘书处职工，当然也从未用公款请过其他任何人；他要求办公室没人时，一定要随手关灯，乃至亲自进到女厕所去关灯；铅笔用短了手拿不住，搓一个纸筒套上接着用；纸只有两面都用过才能扔进废纸篓；墨水瓶盖在下班前是一定要扣上的。如此，秘书处人员戏称他是最标准的山西人，虽稍有不敬却毫无不屑之意。

谢津梁秘书长也确实是山西人。他具有难得的高中学历，早年在阎锡山手下当副官，后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解放后曾在八机部等很多单位供职，干过行政，管过外事，官至正处，离休前升至副司级。一生虽无轰轰烈烈，却也实实在在。他为人正直，军人风格，宁折不弯，从无媚骨，清白透明，从不投机，决无人前一套，背后又一招等鸡鸣狗盗之辈的处世品行。他向来实话实说，从来就事论事，决不就官论事或就官论是。他不能曲，自然也很难伸。历史和个人秉性决定他只是学会秘书处一个过渡性的领导人物，在气象局众多权力部门中，学会副秘书长可能是最无足轻重的岗位，相信有关方面对他的工作也没有太多的期许。他从未学过气象，瘦弱的躯干几乎无肌肉可言，除了资历之外，没有更多的资本可供他展示自己的力量。用现在的眼光看，他的份量似乎实在太轻了，但就驾驭秘书处工作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他很好地把握着学会秘书处每一项工作的节奏，每一个人都尽力在工作。他始终把握着各种因素和影响间的平衡，不惜容忍一些人过份的想法和做法，并能够巧妙地将各种不利因素转化为所有职工彼此间为工作成效而竞争的动力。事实说明，无欲则刚，无邪则强，透明展现自信，也是最强力的控制。

在他主持学会秘书处工作期间，最重要的成绩是建立了学会秘书处工作和开展学会活动的基本框架。此外，办成了几件值得称道的大事，如重组第十八届理事会，请出气象泰斗叶笃正任理事长、构建与气象行业各单位的良好关系、创立秘书长会议制度、筹办1978和1982年年会、创办《气象知识》、恢复《气象学报》编辑出版、发展了近两万名会员、打开了与美国气象学会交流的大门，等等。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气象学会的学术交流非常活跃，科普工作产生重要社会影响，从而引起了中国科协极大关注。他甚至开始注意到与台湾气象界的沟通，为后来两岸气象交流的顺利开展作了极好的铺垫。当时，能在气象学会秘书处谋一份工作一度是局大院许多人的期盼。

回首那几年的秘书处工作成效，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当彼此间平心静气地讨论某件事该怎么做时，希望常在，一定有“蝴蝶效应”的发酵，一定产生“送人玫瑰，手中留香”的奇效，而彼此间更多纠缠此事该由谁来做时，则将葬送许多可能，甚至产生“玻璃房内扔石头”的效果。

说到谢津梁秘书长5分钱电话换2分钱，不得不提到我与他众多通话中的三次。印象非常深刻这三次通话都是以“你来一下”开始的。

第一次是1981年，某日一早接到他“你来一下”的电话，立刻前往他家。唯一的任务是替他把家中的彩电搬往办公室。起因是与儿子吵架，为防不测而要搬走这台当时气象局最早购买的彩电之一。搬完后，他还要求我在他办公室外再加装一把锁。胆战心惊的模样让人见到他人性中真实的另一面。也就是从那时起，家庭的烦恼终于无奈地公开，使他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直到生命的尽头。

第二次是1982年年会期间，又接到他“你来一下”的电话。因为他对年会会务工作不满，而与负责会务的四川省局科研所徐所长及学会秘书处的个别人员继发生激烈争执。他强令这位学会工作人员立刻退会回京作检查，而此时，四川省局的会务人员也已发誓要全部撤走。他不容分说，要求我接手负责全部会务工作。几经调解后，最终谁也未走，会议得以成功举办。通过这一事件，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他人性中刚烈的一面。也许他把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重大演出看得太重要了。

第三次是他离休后。一天的下午，再次接到“你来一下”的电话。我接到电话后随即来到他家。只见他蜷缩在偌大客厅中一把冰凉的躺椅中，额头上还有一块新鲜的伤痕。地下是砸瘪的水壶和破碎的暖瓶。凭我的直觉，他饿了，想吃东西。好在厨房还有少许挂面、一点油和几根干瘪的大葱。一碗面很快就被吃完了，苍白的脸上慢慢显露出少许光泽。这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为他做饭，也再次让我体会他人性中脆弱的一面。在与他告别时，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没有成功，蠕动的喉结中慢慢挤出几个字：小黄，好人那。

自那以后再次见到他是在殡仪馆，他孤独地在多格大冰柜中度过了长达9个月冰冷的日子。通往火化炉的路上，我默默地告诉他，老谢，你终于可以踏入天堂之门了，一路走好。

如果天堂也通电话，我一定要对他说：性格成就了你，也害死了你，在天堂的日子里就不必再那样较真了。
追悼仪式后，我将我执笔为他所写的悼词点燃，一来请老谢审定悼词内容是否准确，二来权当心香一缕，遥寄我的哀思。

（注：本文作者黄锡成为中国气象学会秘书处综合协调部原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