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宜

地球大气川流不息，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天气。不论高山大洋，不论国界边疆，都不能阻挡它的脚步。不论民族传统，不论社会制度，都无不得到风调雨顺的恩惠，也都逃不过大气灾害带来的苦难。而要了解大气活动的规律，摸索灾害天气的脾气，就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气象科技工作者的交流，特别是邻近地区更是如此。由于政治的原因，同属一个国家的台湾海峡两侧的气象工作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30年里，完全断绝了交往，这对于两岸民众的福祉和气象科技的发展都带来了不良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依靠共同的努力，使两岸气象界从只有在国际会议中的一般学术交流，发展到定期交换科技文献资料；从两岸学者只能在第三地会面，发展到双方人员经常互访；从相互的科技考察，到两岸科技团队大规模的科技合作，正是通过一步步的踏实工作，完成了跨越海峡的完整历程。

艰难起步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气象界的交往开始松动，并艰难的迈出了步子。

推动两岸迈开脚步相向而行的竟是一位外国人。此人名叫金塔纳，是当时的菲律宾气象局局长，同时还是世界气象组织的主席。金塔纳先生与两岸气象界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那时我国邹竞蒙局长是世界气象组织的副主席，工作关系、个人关系良好。台湾方面不时的向菲律宾气象部门提供些援助，关系也较紧密。于是，金塔纳先生提议：邀请海峡两岸气象界派员参加菲律宾气象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为两岸气象界人士会面接触提供机会。
金塔纳先生的提议在大陆方面自然得到了积极响应。而且在此之前，大陆已通过气象学会隔海喊话，邀请台湾气象界人士来大陆参观访问、参加学术活动，当然乐见这样一个面对面接触机会的到来。作为台湾方面，从气象业务工作来讲，需要与大陆合作，也需增加参与国际活动的机会。因此，经过评估并经相关部门的批准，两岸都接受了这个建议。

1982年11月，由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率领的代表团一行七人（含一名翻译）、由台湾“中央气象局”局长吴宗尧率领的六人代表团（含一名台湾驻菲律宾文经协会的成员）来到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均以学者个人身份参加将于20日至24日由菲律宾气象学会举办的“南海和西太平洋热带气旋学术讨论会”。热带气旋（台风）是菲律宾和我国海峡两岸共同面对的气象灾害，有时甚至一个台风会先后影响菲律宾、台湾和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所以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题目，也是互相有益的交流。但是，对于两岸气象界人士来说，在断绝交往三十余年后，一改以往敌视态度而凑到会议桌旁讨论学术问题，这种转变来得有些突然。紧张、谨慎都属难免。

虽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以学者个人身份参加，但双方率队者的实际身份，让他们都清楚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以及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对于大陆学者说来，政府鼓励他们与台湾同行多接触，进行深入的交流，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即可。对于台湾学者来说，情况就麻烦得多，台湾当局制定的不回避、不退让、不接触的“三不政策”，以及其科技部门的主管还加上了一个“不握手”，这无疑是扣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尽管东道主在日程安排上，在会议、宴会席次排列上费尽心机，希望尽可能多的为两岸学者提供接触、交谈的机会，但效果不彰。在主人的正式宴会上，邹先生、吴先生虽并排而坐，却未搭腔。大陆学者主动找台湾学者聊聊，问问是否认识留在大陆的一些老气象学者，却使台湾同行觉得“已把我们的底细摸得很清楚”而引起顾虑，甚至怕被戴“红帽子”，牵连亲属。吴先生还缺席主人安排的马尼拉一日游，怕媒体照相刊出，被指双方已走在一起，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会议的主题——学术交流还算顺利，但也出现了一个插曲。由于会议工作上的疏忽，在一篇论文摘要的署名上出现了ROC（中华民国的英文缩写）字样。发现后，菲方出面承担责任，当众撕去该页，平息了此事。总之，在当时的两岸政治氛围中，特别是在台湾实行“三不政策”的条件下，一个部门或一项事业企望在两岸交流中取得突破是不可能的。两岸气象业务部门的主管能够坐在一起开会，专家学者能够面对面进行科技交流已属不易，虽然说不上成功，确为两岸的气象科技交流在高起点上开了一个好头。

此后，金塔纳先生仍继续为推动两岸气象科技交流作努力。两年以后，再次以菲律宾气象学会的名义邀请海峡两岸学者于1984年的12月到马尼拉参加热带气旋学术会议。这次大陆学者由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带队，台湾方面也“对等”的派出了副局长张领孝带队。东道主有如前次一样，为与会的两岸学者的接触交流提供方便，还鼓励两岸学者用中文交谈。由于有了两年前的经验，又经历了两年的发展检验，双方的学者都比较的放得开，接触交谈也较为主动，除了学术交流之外，谈话的内容也宽了。大陆学者也了解了对方的禁忌：一起照相、媒体报道，因此也予尊重。这样，很快互相就熟悉起来，以至成为朋友。

会议之外的交流也有了进展。在个别交谈时，骆先生向张先生介绍了大陆气象事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设想，张先生也向骆先生介绍了台湾气象工作的状况，并称赞大陆气象业务工作取得的成果。两人还就两岸实时气象观测资料的交换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显然，了解对方，是深入交往的第一步。

这次会议与两年前那次会议相比，取得了成功，也为今后的交往增添了信心。

果然，两年后的1986年春天，相同的形式、相同内容的会议又在马尼拉举行。大陆带队的依然是骆继宾先生，台湾带队的也没变仍是张领孝先生，只是双方到会的专家有所变更，而这次会议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骆先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次见面就像老朋友见面，彼此都很热情，谈话就更随便了，不仅对彼此的业务，台站布局、装备有了更深更广的了解，还了解了对方气象教育、科研及人员组成等方面的情况，大家都感到双方各有所长，需要相互学习，认为能有机会聚在一起交流都有益处，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到对方实地参观考察，也希望将来能在两岸之间建立专用的气象电路，以便更便捷地交流气象情报资料，造福两岸的人民”。

骆先生、张先生因为有了这两次会议的经历，而成为互相信赖的朋友。

在马尼拉共举行了三次这样的会议，它对于推动海峡两岸气象科技交流、气象科技人员的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跨越海峡的开端，是整个跨越历程的第一阶段。

快速挺进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也增加了两岸气象科技工作者接触的机会。境内外的学者也在思考，如何创造条件能使更多的人员接触，相互了解。

1988年初，时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的陶诗言院士致函香港天文台台长岑柏先生，建议在香港举办以海峡两岸气象学者为主体的气象学术研讨会。这个建议得到了岑柏先生的响应。在大陆方面，国家气象局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得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台办和外交部的批准。美籍华裔气象学家张智北教授将这一设想带到了台湾，因而引起不少振荡，很多人积极赞成也有人犹豫或反对。其气象学会理事长大力支持，其“气象局”局长只能私下表示乐观其成。其后，张智北教授穿梭于海外，动员海外华裔学者支持，寻求海外机构赞助。很快会议的筹备工作走上了轨道，组成了由岑柏、张智北为正、副主席的组委会，确定于1989年7月6日至8日在香港举办“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研讨会”。

在筹备“香港会议”的同时， 1988年7月4日至7日，中国气象学会与美国气象学会、澳大利亚气象学会联合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举办“国际热带气象学术讨论会”。会议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学者参加，是一次规模大、水平高的会议，也是庆祝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台湾的著名台风专家“气象局”科技中心主任王时鼎先生、台湾大学李清胜教授应邀与会。原来我们还担心由于会议是中国气象学会参与主办，台湾学者不会参加，得知他们能到会我们很高兴。但也提醒我们要注意，不要在称谓上出现问题。我们仔细翻阅会议所发的论文摘要汇编，发现有一篇台湾学者的论文署名中出现ROC（中华民国英文缩写）字样。我们立即找到澳大利亚气象局的外事官员，要求他们公开声明，予以更正。该官员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完全接受我们的要求，并找到会议工作人员查清情况。工作人员承认是他们工作中出现了差错，但表示不理解有那么严重吗？可以证实是工作疏忽还有一个佐证，是在一篇台湾学者的论文署名中却用了PRC（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缩写），当然一并请他们更正。这样就把问题解决在开会以前。

台湾的王先生和李先生先后参加过在马尼拉举行的有两岸学者的会议，还在不同的场合与一些大陆学者见过面。再次见面，已有老朋友重逢之感，毫无陌生之意。王先生告诉本文作者，他们此次与会是经其“外交部”批准，意在探索派员参加有大陆机构参予组织的会议的经验和问题。还说，经过学者们的争取，已能正常查阅大陆的气象专业文献资料，而此前它们是被放置于“匪情资料室”内，不能为科技人员使用。本文作者也向王先生介绍了中国气象学会的情况，也欢迎他到大陆来参加气象学会的学术活动。会议结束前，我们在布里斯班的唐人街宴请了他们。饭店一位来自大陆的服务员听到我们的谈话，得知我们分别来自海峡两岸，戏称是“国共会谈”，并祝成功，引得大家大笑。我们虽非国共会谈，却热切期望两岸合作成功。王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写道：“大陆气象学会的秘书长彭光宜先生，即在本次会议上认识，以后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台湾或在大陆有多次见面”。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香港会议”。筹备工作一切顺利，各方对于会议都寄予很高的期望。我方还打算与台方商谈交换气象科技期刊、人员互访、合作研究等多项建议。可是，就在会期将至之时，发生了北京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6月4日以后，“香港会议”是否要延期举行，境内外都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相持不下，直至6月27日我方决定如期派员与会。7月5日以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陶诗言为团长的21人代表团抵达香港。这是“六四”以后第一个较大规模的中国学者代表团到香港参加会议。作者作为秘书长到香港后的一件事，是按规定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告代表团到达，请求指示。对方在电话中告知：目前分社的环境条件很差，不必到分社去，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不在联系，尽力把会开好。

当时的香港、特别是代表团的驻地——香港大学，气氛和环境非常恶劣，到处都是黑色横幅、花圈，不时召开各式各样的“大陆实情”报告会。我们都采取视而不见、远离它们的办法来回避这一切。东道主香港天文台对会议采取低调处理，不请媒体到会，设法与学生隔离，使会议不受干扰地顺利进行。
与会场外气氛截然不同的是，会场内气氛热烈而融洽。两岸都派出了高知名度的学者与会。在全部72位与会者中，大陆有21位，他们是科学院院士、学会理事长、研究院所和大学的学科带头人，以及业务部门的骨干；台湾方面有19位，为学会理事长、大学系主任、科研群体的带头人，以及气象业务和民航气象业务部门骨干。还有14位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他们也都有着台湾或大陆背景。这是一次真正以海峡两岸学者为主体、研讨共同关心的气象问题的学术会议，是四十年来的第一次。两岸的学者们都十分珍惜这样一次机会，本着切磋学术、结交朋友的精神，相互尊重，增进了解，使会议始终保持着良好气氛。会间，两岸学者还就其后两岸气象科技交流进行座谈。大家普遍希望“香港会议”能第二届、第三届的继续开下去，也建议扩大两岸交流内容的范围，并认为在当时的两岸形势下，气象学会是双方沟通的最佳渠道和最便于工作的组织形式。
会议在困难的环境下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各方都表示满意，其影响也超出了学术交流的范围。我代表团的与会，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将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对台交往政策，给境外、国外提供了正确的信息。也切实完成了开通与台交流渠道的任务。会议得到了普遍的好评，也为专业部门的对台工作取得了经验。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台湾方面带队参加“香港会议”的蔡清彦教授，回台后不久即接任其“气象局”局长之职；参加这次会议的谢信良先生，在第二届“香港会议”后从蔡手上接任局长之职，这一切可能虽属巧合，但其实际意义在于为其后以民间名义下进行的官方交往提供了方便。
“香港会议”以后，陆续有些台湾的气象学者到大陆访问。

1989年9月台湾航空气象专家刘昭民先生来访，学会航空气象委员会主任唐万年会见了他，为其后与台湾地区航空气象协会建立联系进行了接触。刘先生参观了国家气象中心、北京气象台等单位，应北京气象学会之邀，介绍了台湾地区民航气象业务及服务工作情况，是第一位向大陆同行介绍台湾民航气象工作的学者。

1991年4月学会接待了王时鼎先生的来访，我们已是老朋友重聚。王先生到达北京时身感不适，我当即请气象局医院门诊部的医生出诊，经过治疗，第二天即恢复正常，王先生甚是感谢。王先生在北京参观访问了各主要业务、科研单位，理事长章基嘉会见了他。他应邀在国家气象中心做了《台湾中央山脉对台风的影响及其问题》、《台湾地区中尺度实验及其科学成就》的学术报告。王先生以自己是第一位在国家气象中心做学术报告的台湾学者而自豪。他还向国家气象中心赠送了台湾地区中尺度实验的资料图册，这也是我方第一次接受台湾方面赠送的气象资料。

1991年8月，台湾中央大学的一个教授团访问大陆，其中有系主任洪秀雄教授等6位大气科学系的教授，他们应邀访问了中国气象学会。这是学会接待的第一个学者集体。理事长章基嘉会见并宴请了他们。他们在参观国家气象中心、卫星气象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院后，还到气象出版社挑选购买了80余种气象专业图书，这也是大陆气象书籍第一次大批量进入台湾。教授们在国家气象中心参观时与邹竞蒙局长邂逅，并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事后邹局长得知他们购买了许多书时，兴奋之余说我们小气，为什么不把书送给客人？

1992年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大事，是成功地在香港举办了“第二届东亚及西太平洋气象与气候国际会议”。

正当会议的筹备工作有序的进行中，会议组委会委员们突然接到一封署名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理监事会和“香港会议”台湾地区筹委会的信件，借口台湾代表拟参加政府间会议遭拒一事，威胁将不再支持“香港会议”，意在迫使会议流产。而奇怪的是，这样一封重要的信件竟没有一个人签名。很显然写信的人既想毁掉这次会议，又不敢担负责任。随后“香港会议”国际组委会主席简其浩（香港气象学会主席、英籍）、副主席张智北致函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理事长陈泰然，驳斥了上述信件的谬误，指出了其严重的危害性，从而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第二届“香港会议”按计划在9月举行。在与会的80余名学者中，大陆29人，由学会理事长章基嘉教授带队；台湾24人，由当地学会理事长陈泰然教授牵头。两岸不仅派出了重量级学者与会，且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台湾“气象局”局长蔡清彦，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此时已不再像十年前在马尼拉那样，两岸局长会面数日，既无对话，也没握手。他们就在报到大厅当众握手，谈笑自如。这是他们俩人友情建立之始，也是两岸气象科技交流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开始。

会议进行的很顺利，研讨的多是这一区域共同关心的台风、季风、暴雨以及数值天气预报等，直接关系气象灾害的预测、预防的重大课题，讨论热烈而深入。香港新闻界对这次会议非常关注，每天都发消息及专访文章。《香港时报》的记者也采访了邹局长，台湾《中央日报》以《邹竞蒙：两岸气候密切相联 休戚相关》为题报道了这次专访，阐述了加强两岸气象交流造福两岸百姓的重大意义。会外，邹、蔡二位也有接触，双方都有借当时较为宽松的两岸大环境，加快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意愿。首先希望尽快实现两岸人员交流，并初步约定，由中国气象学会邀请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理事长陈泰然教授于当年年底或来年年初访问大陆；两岸气象科技文献出版物的交换以气象学会为窗口，由秘书长具体负责安排，等等。至此，完成了跨越历程的第二阶段。会后，即迎来了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热潮。

成功跨越

依照在“香港会议”期间的约定，1993年新年伊始，应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章基嘉的邀请，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教授陈泰然偕夫人来大陆，考察访问。1月6日晚北京大雾，飞机飞临首都机场上空绕了三圈无法降落，只得飞往备降机场上海虹桥。在首都机场迎接客人的我，只得无功而返。幸好机场气象中心有熟人，拜托他们随时告知此架飞机的行踪。第二天，北京的大雾不消。直到傍晚，该班机才从上海起飞，但到达北京上空时，仍不能降落，只得降落天津机场。在机场等待的我，心想今天又接不到客人了。可回家不久，接到机场气象中心的电话，告知飞机已从天津起飞。待我再次赶到机场时，客人已经走出了大厅，他们没有想到已是深夜我会来接。常言道：事不过三，果然我去机场三次才把客人接到。大雾耽误的一天，只能压缩北京的行程。陈教授先后在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福州、厦门、漳州（陈教授的故乡）等地进行了长达两周的访问，由我全程陪同。参观访问了各地的气象业务、科研、教育单位，举行了多场学术报告，与各单位的学者、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行还特别安排了考察南京空军气象学院，这是该院第一次接待台湾学者。邹局长、章理事长分别设宴款待陈教授，并就其后两岸气象科技交流以至合作交换了意见。叶笃正、陶诗言等多位院士也会见了陈教授。陈教授来访正值数九寒天，在北京时室内有暖气尚不觉得冷，可是到了南京、上海，长时间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座谈、参观，对于来自气候温暖的台湾客人来说，就觉得寒冷难耐，陈夫人立即去百货公司买来棉毛衫裤、皮手套，自己还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可见衣服没有带够；可是他们也有带多了的东西，担心吃饭不方便，携带了电饭煲、卫生筷、大米等，都在到达北京后留了下来。足见，双方的相互了解实在太少。陈教授返回台湾后，撰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中国大陆地区之气象研究教学与作业考察报告》，详细记载了他这次考察访问的过程，有述有评，也对两岸气象科技交流提出了积极建议并充满期望。该文刊登在台湾地区气象学会会刊上（《中国气象学会会讯》也予转载）。通过这篇文章，该会首次全面的向台湾气象界介绍了大陆气象事业发展的现状。
陈教授夫妇的来访，正式实现了对海峡的跨越，尽管这刚刚是个开始，而且仅仅是单向的跨越。

由于两岸气象科技交流发展顺利，新成立不久的台湾地区民用航空气象协会（该会全称为“中华民国民用航空气象协会”）也希望与我气象学会建立联系。1993年9月该协会理事刘昭民先生来访，带来了该协会理事长谢美惠女士（时任“立法委员”、曾任国民党妇女委员会负责人）写给彭光宜秘书长的信，要求两会建立全面的交流关系，并希望得到访问大陆的邀请。但是，该会使用的名称、印章中都有“中华民国”字样，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表示愿意同该会建立联系，欢迎该会派员来访，但该会的名称要改，否则是难以建立联系的。经请示，主管部门同意该会可用“中华民用航空气象协会”的名称同我会建立联系。该会最后也接受了我方的建议，为两会交往铺平了道路。鉴于谢女士的政治身份，经与中国科协台办商定，由中国科协副主席刘恕女士向谢美惠女士发出邀请。

1994年是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之年，藉纪念七十华诞之机，两岸气象学会把气象科技交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那时，赴台的团组极少，申请赴台的手续繁复而又生疏，幸好我们得到了中国科协台办的指导，加之气象方面的对台工作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有着良好的信誉，终于克服种种困难，于3月按时派出了以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陶诗言先生为团长的13人代表团（对方邀请我方15人前往，叶笃正先生因病、章基嘉先生访美未归而未能前往）访问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天气与气候学术研讨会”。3月22日上午10时许，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台北桃园机场，从此实现了两岸气象科技人员的双向交流，完成了大陆气象学者对海峡的跨越。在到达桃园机场后，主人请人将我们赴台的旅行证件按规定集中存放在机场，再将存放的收据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我。而信封上所印的单位名称竟然是“大陆难胞救济会”，既令人气愤，也觉得政客们搞的小动作可悲。

当晚，陈泰然教授专程从外地来到台北看望我们，并征询意见是否参加第二天上午当地气象学会庆祝建会七十周年大会。当时有人说要参加，有人说不参加，最后陶诗言先生问我的意见。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纪念大会，会场上必然出现他们的“国旗”、“国号”，而大陆的规定是出现这种场面我们必须退场。如果我们入场再退场，负面影响太大。于是我说：我的意见就不参加啦。陶先生也就做了不参加的决定。事后见到的照片表明，这样判断和决定是正确的。

学术研讨会进行得很顺利，气氛也很融洽，这是两岸学者在隔绝45年后，首次在自己的国土——宝岛上聚会，大家十分兴奋，倍感亲切。科技交流之后，与会者纷纷发表感言，期待今后有更多的交往。我也应邀在会上就中国气象学会在大陆的现状做了简要的介绍。首次提出大陆的和台湾的气象学会本是同根生，是一个根上的两个主干的看法。会间，我和副秘书长丁一汇还与蔡清彦教授就南海季风实验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取得共识。会余，代表团访问了台湾大学大气系、中央大学大气系、桃园机场气象台、气象局的各业务中心，看到台湾的气象科研、教育、业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青年科技人才力量较强，但也能感到他们面临的气象问题不少而人力不符分配的难处。出乎意料，当地空军气象联队长俞先生也以个人名义、便衣宴请我代表团。为此还专门托人从金门带来了号称“台湾茅台”的“金门高梁”，宴会中其部属还轮番敬酒。本人历来不沾白酒，也就无从享受。期间，民用航空气象协会理事长谢美惠女士偕多名理事，在希尔顿饭店与我代表团举行早餐会，再次表达了对加强两会联系的意愿。我也向她转交了中国科协刘副主席的邀请信。可见，许多台湾同行希望与我们交往，而我代表团在短短的几天里也广交了朋友。

同年10月，台湾气象界应邀派出29人（含4位夫人和4位民用航空气象协会成员）的大型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为庆祝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七十周年而举办的“大气科学发展暨海峡两岸天气与气候学术研讨会”，会议盛况空前。由于两岸中断来往四十多年，很多台湾学者希望来访问考察，有的人还希望借这个机会来探亲（当时台湾在职的公职人员不能专门来大陆探亲），因此按对等的原则邀请15人来访，名额实在不够分配，对方一再要求增加。考虑到两岸交流就是为了相互增加了解，结交更多的朋友，因此我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客人中既有十多年来参加过马尼拉会议、香港会议的老朋友，也有许多初次谋面的新朋友。我到机场迎接客人，看到坐满了一大轿车的贵客，大家都很高兴。车子驶上高速公路后，我开始向客人介绍日程安排，突然发现台北民航气象中心曾主任夫妇没在车上。车子立即在下一个出口调头开回机场。刚好曾先生夫妇才拿到托运的行李，正好登车一起驶向宾馆。
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参加会议，参观访问，探亲访友，游览购物，安排得紧凑丰富，期间更就日后的两岸气象科技交流的方向和重点项目取得共识，主客都感满意。客人参加会议以后，有的直接返台，有的要去外地探亲、游览。台湾代表团在山东、上海、江苏、安徽、福建访问时，都得到了极为热情和周到的接待，让客人们久久不能忘怀。 回台后纷纷发表文章予以称赞，赞扬“这是一次有科学收获、有参访收获的成功之旅”。

台湾地区气象学会理事长陈泰然写道：“会议进行不论是口头报告部分或讨论部分，双方人员均积极投入力求表现，彼此客气有礼且气氛融洽热烈，故常使时间不敷使用，因而休息时间亦被善加利用，继续交流研讨。双方人员均对此次历史性的研讨会，视为未来两岸交流与合作研究的里程碑，我所得到与会人员对研讨会之种种安排及会议经过之评语，均系赞佩有加，并希望今后有更多类似机会及管道，以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原台湾“气象局”局长吴宗尧先生写道：“三月大陆气象学会受邀来台参加学术研讨会，这次我们又受邀组团到北京出席研讨会，在两岸气象交流上总算跨出重要的一步，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两岸气象学会的章、陈两位理事长及彭、纪两位秘书长努力斡旋的结果，此种进展，令人振奋”。“这次我代表团在大陆上活动，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交流访问，同时对主办单位的妥善安排与协助，以及热情而温馨的接待，这种珍贵的友情与情意，令人印象深刻难忘，对促进今后两岸气象交流与合作已奠定良好基础。”

“交通部航政司”的林铭作先生写道：“在十月四日深夜平平安安地将我带到这个祖先做梦也不曾梦见过之皇城——北京城”。“晚秋的北京夜空是繁星熠熠，随带点凉的秋意，但马上被大陆同行热烈的情谊所融蚀，我的内心原本有点紧张和疑惧，这么一来就抛掷九霄云外，确实令人有宾至如归的安舒感”。

几位台湾原空军的气象学者，会后希望能参观南京空军气象学院（该院为对外开放单位）。后由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南京空军气象学院院长王锡友少将亲自向空军司令员请示，批准了该院接待台湾学者的安排。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气系主任、原空军气象联队长刘广英回台后写道：空军气象学院“在中华门外原我炮兵学校旧址，占地百亩，校园开阔校舍整齐美观，新教学大楼设备精实，是培育军事气象人才理想所在”。“气象是全球性科学工作，海峡两岸应在这上面充分合作，共同为炎黄子孙造福，并在大气科学上争得一片天。”还写道 “这一路我们一面参观一面访景，真是江山万里情中过”，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充满亲情。

至此，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说：依靠两岸气象界共同的、不懈的努力，完全的、成功的实现了海峡的跨越！

（注：本文作者彭光宜为中国气象学会原秘书长）